作者：沈荣芳（原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
瞬眼间，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成立足足已有30年了。回头看看建所那时的一些情况，再展望一下未来的愿景，衷心祝愿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取得更大的进展。
1. 将工业企业用在防治工业突发事故的手段和方法，应用于城镇防灾救灾之中
1987年前后，上海出现了一些交通和煤气事故。一次是由于早晨出现大雾，过江轮渡运行受到影响。但是急于上班的职工和其他过江乘客，出现拥挤现象，造成多名乘客的伤亡。主要原因是没有设置必要的规定，例如：后来政府规定，因大雾造成的上班迟到，可以不作为一般的迟到处理。轮渡拥挤现象就此解决。
又有一次铁路的旅客列车在上海郊外出现撞车事故，多名旅客受重伤。于是有许多救护车，还有有关方面负责人来出事现场的车辆等，一时来了许多车辆。由于出事地点在郊外农田地区，没有正规的道路；因此，开进事故现场的车辆挤成一团，造成营救了伤员的救护车，无法很快地驶往医院。这说明事前没有做好事故现场车辆管制的预案。
还有一次居民住宅内的煤气管道在地下发生爆炸，炸破了楼板，造成压伤居民的严重事故。街道居委会负责人获悉后很快赶到现场指挥救援。过了一会，消防部门救援人员到了现场，于是救援工作改由消防部门来负责指挥。不久，市府负责人赶来了，于是救援改由市府负责人指挥。这种指挥人员的变动，影响了救援工作的步调。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上海市倪天增副市长说，他几乎每天都碰到这种事故，而且带一点风趣地说，你们差不多每天可以在电视上见到我，但是都不是什么好事，不是这里失火，就是那里水管爆裂。这说明，需要对事故灾害进行分级，然后按灾害的等级，分别由各级救灾机构负责救援和处理。
倪副市长还告诉我们，有一次上海某大型水管因陈旧而爆裂，自来水很快涌入居民家庭。倪副市长到达现场后，迅速调来了消防车，并立即开始从居民家里抽水。倪副市长说，其实他知道单靠消防车抽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赶快在市内调用大功率抽水机前来支援，但是消防车还得留在那里运作，否则居民们会更加不安。倪副市长这种从心理学角度考虑灾害救援的思路，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
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这一系列的问题，使我们认识到应当十分重视城镇的防灾救灾工作。首先应当将工业企业中应用于工业突发性事故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应用到城镇的防灾救灾工作之中去。
在1988年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次关于工业安全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提交了论述这一问题的论文。之后，在中国科学院地震研究所于北京召开的一次“灾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上，我与当时的研究生孟肖敏、褚伟一起，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提交了题为“上海市防灾救灾系统的战略规划”的论文，说明了城市防灾救灾应该有一个总体、系统、长远的战略规划。论文发表在地震出版社出版的《灾害与社会》一书之中。
2．城镇防灾救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上海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城市的防灾救灾工作。在上海市科委、建委和同济大学的共同努力下，于1989年春，正式成立了“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我被任命为副所长兼系统工程研究室主任。在研究所所长沈祖炎院士和常务副所长陈德俭研究员的领导下，主持了一系列有关城镇防灾救灾的研究课题。其中有上海市科学技术发展基金项目“上海市城市防灾救灾现状及科研发展研究”，上海市建设技术发展基金项目“上海市防灾救灾模型与规划”；我国博士点基金项目“城市防灾救灾系统管理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镇防灾救灾系统工程研究”等项目。并两次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首先进行的是上海市城市防灾救灾现状和科研发展情况的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上海气象部门预测到了某天的几小时后，将会出现恶劣天气，对农田里已经成熟的农作物很为
不利，应当赶快抢收进仓。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向某地区打电话紧急通报有关气象信息时，有一个地区的电话无人应接，因此耽误了时间，造成了可以避免的损失。这使大家认识到，防灾救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对全局带来影响，乃至造成全功尽弃的不良后果。
其次，在制订上海市防灾救灾总体规划时，先要明确定规划（系统）的目的、范围和任务，或者说系统的边界和性质。当时上海市确定的目的和范围是城市突发性市政灾害的防护和救援。然后是把整个系统细分。譬如说，把系统分成“灾前预防”“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理”三个子系统。之后再分别对三个子系统进行深入的分解。例如，灾前预防子系统又可分解成：灾害的预测和调查，城市防灾救灾规划的制定和修改，重大灾害应急救援的预案，宣传教育和演习，灾害保险等等。其它两个子系统的情况相类似，不再赘述。
1990年5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未来安全90”国际会议上，我代表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报告了这一初步的“城市防灾救灾规划”。一些国际同行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诸如：每个城市面临的灾害是不同的，必须考虑其本身和历史上的记载，及其地理和自然条件的特点；制定的规划每年要做一次调整，不断滚动；应急救援中，要把人员受伤到救护车到达之前这一时间段，作为宣传、教育的重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人员伤亡的程度将会加重；等等，这些意见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未来90安全”国际会议上发言 与会议主持人交流上海防灾救灾规划内容
防灾救灾总体规划中的另一个问题是“防灾救灾的组织机构问题”。当时上海市有：抗震，抗风、暴（雨）、潮，防汛，防火，防化工灾害等好几个防灾害部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又都与民政、救护、卫生、消防、工程抢险、气象等部门有关。如何组织协调，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提高效率便成了需要研究协调的问题。此外，还有应急救援时的指挥机构的组成和权限等都需要很仔细的研究。一旦灾害出现时，可以应付自如、有条不紊地进行救援。
防灾救灾总体规划还必须考虑救灾物资的准备，救援设备的研制。一些救灾物资虽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但是没有必要的准备，临时就会十分被动。某些消防器材还有一定的时间性，已过期失效的要及时更新。当时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生命探测器”，以及便于从倒塌的建筑物下抢救被压人员的专用“千斤顶”等设备的研制和备货。当然，物资的准备，也不是愈多愈好，以免无故的浪费。
还要研究的是建立城市防灾救灾管理信息系统的问题。无论是灾前预防、应急救援，还是善后处理；都有需要许多信息。如何收集、加工、处理、更新这些信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负责救援的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在内，都可能出现更换、交替，如何使新到任的干部能够了解以往的经验，有关专家的名单，特种设备所在何处等等信息，都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管理信息系统。一方面可以帮助有关救援人员获得有用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是有关经验和必要信息的传承。我们在刘杰教授（现在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协助下，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初步地建立了可供救援现场使用的管理信息系统。这在90年代初，还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到的。
1992年1月24日在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召开了“上海市防灾救灾系统模型与规划成果鉴定会”，鉴定会由上海市建设委员会主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郑绍濂教授担任主席。
“上海市防灾减灾系统模型与规划”课题成果鉴定会
当然需要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这需要广大的从事减灾方面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努力了。我们很高兴地知道，过后不久，上面提到的问题，都成了中国防灾救灾方面重点支持的科研项目。
3.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合作培养研究生
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还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一起，培养了20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都在防灾救灾这一领域里，结合学位论文的撰写，做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防灾救灾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几项专著，诸如：朱力平少将的专著《动态立体灭火救援圈》（群众出版社，2007）；张文辉博士的专著《转型期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认知、评估和防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于庆东教授、张显东教授、钦佩坚研究员的专著《城镇防灾救灾系统工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我们的研究所在消防方面的团队，对我国在消防方面的防灾救灾工作，做出了杰出的成绩，许多研究成果已被我国消防部门采纳、应用。
消防研究团队在研讨会上
左起：杨政、马辉、韩新、朱力平、陈德俭、沈荣芳在研讨会上
4. 研究所定名为“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
本文着重地介绍了研究所在系统工程方面的情况。实际上研究所还在许多方面开展了研究。譬如说，工程结构物的抗地震理论和实践，交通工程方面的防灾救灾，防灾救灾设备的研制，等等。研究的内容不仅面对上海，而且面对全国和世界。
例如：研究所前副所长朱伯龙教授研究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受到地震灾害后的“恢复力模型”，研究所前所长沈祖炎院士研究了钢结构的“恢复力模型”。模型不仅分析了结构的受力情况，而且在电脑上进行了“仿真”。研究所前常务副所长陈德俭研究员，在研究所与国内外同行合作科研方面，以及防灾救灾设备的研制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效的工作。特别是与挪威国合作在防灾救灾科研方面，做了很多富有成果的工作，扩大了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和国际影响。
对此，朱伯龙教授曾经说过，我们的研究所，为什么不叫“上海市防灾救灾研究所”，而是定名为“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其目的就是为研究所今后科学研究的地理领域和研究领域，留下更广阔的空间和余地。
5. 中国城镇防灾救灾工作取得巨大的成绩
现在，对城镇防灾救灾问题应予足够的重视，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毋庸置疑。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几次重大自然灾害。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及时、高效的紧急救援，获得了国内外一致的好评。如果我们重温一下我国领导人在灾害现场的多次指示和采取的措施，可以明显地看出，很多地方不仅考虑周到、有序，完全符合系统工程的思想、原理，而且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对灾后的重建，尤为突出。我想，中国广大的从事减灾工作的人员和干部，一定会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造福广大的人民群众。
最后，衷心祝贺上海防灾减灾研究所取得更好、更大的成功！